8月25日,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並作與反腐工作有關的報告。在王岐山作報告前,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說:“岐山同志講完了,留了半個小時給你們互動,大家可以提問發表意見。”
  葛劍雄算了算時間,王岐山的脫稿報告講了一個小時零五分鐘。演講結束,坐在第五排的葛劍雄又是第一個舉手,站起來:“我是教育界的葛劍雄。”
  外界問葛劍雄你提問是不是安排好的,葛劍雄覺得好笑,小組會議他第一個發言幾乎成了不成文的慣例。
  “第一個發言有什麼不好?”葛劍雄覺得第一個發言好處很多,比如時間比較充分,剛剛開會也不會有領導走掉,更不用擔心提問跟別人重覆,“往往第一個問題之前,大家會有謙讓猶疑,這個時候我來發言不是最好嗎?”葛劍雄最擔心的從來不是問題沒問好,而是“落在後面就搶不到發言機會了。”
  “政協開大會我們發言時間有限,一個小組三十幾個人,半天會開足了不過三個小時,攤在每個人頭上有多少時間呢?這種情況下用不到四平八穩的言論,也用不到先充分肯定成績,我就直截了當地談存在的問題。”葛劍雄又補了一句:“我並不是只有批評。”
  外界將葛劍雄稱為“葛大炮”直接起因於“喊話教育部長”事件。2012年3月,在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上,主持會議的前教育部副部長趙清平跳過自由發言的環節直接讓領導發言,葛劍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對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作出答覆,並向全體考生道歉。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一次,怎樣彌補考生的損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試中心內部存不存在腐敗犯罪行為?”
  那次喊話以後,葛大炮的名號就一直跟隨著他。前不久上海一家媒體辦了一個新欄目請葛劍雄幫忙拍攝宣傳視頻,第一句話就是:“我是葛劍雄,大家都叫我葛大炮。”
  葛劍雄嘆了口氣,“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葛大炮這個說法,因為不存在。如果你們意思是我發言多聲音響那麼這還可以,如果理解為我常發表激烈的和政府相反的意見那事實不是如此。”
  去年3月政協換屆,俞正聲第一次給常委開會,談到“政協的功能就是講話,說了以後人家不聽還要繼續說。”葛劍雄聽完以後很受觸動,“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大炮或者小炮,關鍵在於如果是炮的話怎麼打得準,發揮作用並掌握住分寸,才是重要的。我們的發言不是一味講究尖銳應該還要講究實效。”
  內外有別
  葛劍雄對媒體友好,幾乎來者不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清楚邊界。他最喜歡對媒體說的兩個詞是“恰如其分”和“內外有別”。王岐山的會議結束後,很多媒體找葛劍雄套王岐山演講內容,葛劍雄說:“根據政協的規定這種會議不能公開,所以不能由我來說王岐山同志講了什麼,我沒有這個權力。”
  葛劍雄有自己的提案邏輯,“政協的提案應該恰如其分,不大不小。太大的提案不是政協的責任,特別不能太空洞要有可操作性,總之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
  解決問題才是葛劍雄的目的,而不是批評。他的第一個提案是“恢復學生電影專場”,“文革”前上海電影院有周末學生場,價格類型都適合學生看。提案很快被採納,事後葛劍雄總結:“這種提案順應歷史潮流,不需要太多條件,容易實現。”
  葛劍雄從來不使用民主憲政自由這一類的宏大辭藻,他不喜歡談理論,不劃分派別,“我對中國的哪一派都不贊成,我也不認為我屬於哪一派。”
  直到現在,葛劍雄還對“文革”中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感到厭惡。“文革”期間,葛劍雄寫了入黨報告,卻被工宣隊的一個指導員舉報,領導說得再調查。“他自己和一個臨時工乾一些不正經的事情給我的學生髮現了,我覺得這是階級鬥爭問題應該要反映。”反映完以後,那位指導員又反過來向領導舉報他。葛劍雄沒能成為共產黨員。
  1978年國家開放研究生入學考試,葛劍雄選了歷史地理專業,因為“哲學、文學涉及到思想政治太危險了”,而歷史地理似乎“很安全”。
  葛劍雄總能讓自己行駛在安全的路線上,不闖紅燈不超車,照樣能夠到達目的地。“他的提案是在現有體制下可以解決的,他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拿捏非常準。”葛劍雄的學生侯楊方對記者說。
  去年“全國兩會”葛劍雄提交了一個提案,希望國家能制定離任國家領導人和退休官員禮遇和待遇條例,把離任領導人和官員享受的待遇、時效以及適用對象是否包括家屬等全部規定清楚。
  提案出來以後被國際媒體炒作成“世界上最大膽的提案。”
  “其實恰恰相反,真就有國家領導人給我寫信,表示希望我的提案能夠通過,因此根本不存在大炮不大炮的問題。”葛劍雄說話總是留有餘地,“提案也不是越尖銳越好。”
  “葛劍雄的提案有他的特點。他不是在一個頂層設計的視角,而是就一個個具體的問題提出議案。如果具體的問題點出來,自然會上升到更加原則的問題。但即使是點上的問題官方也會有所顧慮。”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對記者說。
  並不是每個提案都會立刻得到解決。2012年李克強參加政協聯組會的時候,葛劍雄提出國家應該設定統一的財政年度(指一個國家以法律規定為總結財政收支和預算執行過程的年度起訖時間)。我國的財政預算是從1月1日開始執行,而全國人大是3月份開,一年的預算要到3月份才通過,“每年一二月份的錢還沒審批呢,政府就先開始花錢了。”葛劍雄覺得這個現象很不嚴肅。
  連續提了兩次以後,有關部門打電話給葛劍雄,解釋如果設定統一的財政年度“會有很多不便”。葛劍雄聽完還是不滿意,“我不能強制你執行但是我今後會繼續提的。”
  影響力大了以後,葛劍雄成了個私人信訪辦,從普通民眾到商人、學者,信件不斷,還有的乾脆找上門,不給解決甚至鬧自殺。一開始葛劍雄耐心地回信,後來發現這項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時間,卻“並不能解決問題或者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山東有個上訪者不停給他來信,每次來信他都幫忙把信件轉到山東省政府、省委,結果一次回覆都沒有收到。
  “那我怎麼回覆人家?回信增加人家的期望值實際上是空的,我說我已經給你轉到哪個部門可是又不會有消息。”葛劍雄現在很少回信了。
  對公共事務介入越深越容易陷入爭議。2008年的兩會上,一個號稱將投300億元巨資建設的“中華文化標誌城”引起激烈爭論,網上對該項目一片聲討。而葛劍雄是這個項目的首席專家,無可避免招致責罵。
  “大家都知道設立一個項目是一回事,做這個項目又是一回事。如果你認為我這篇作文做得不好我接受你們的批評,如果說不該做這篇文章你要去批評出題目的人。”葛劍雄流露出失望的情緒,“中國公共討論的氛圍差很遠,少惹為妙。”
  “有一些議題上他知道出來以後吃力不討好,他沒有精力也沒有興趣和別人辯論,所以他就保持沉默。”侯楊方說。
  除了每次開大會提出提案,葛劍雄更願意通過內部刊物和有關部門的情報簡報傳遞意見,或者直接給領導寫信。有些問題觸及到民粹的南海爭端、領土爭端,和主流民意有落差的,葛劍雄會私底下給中央領導寫對策報告。
  兩次辭職
  讓葛劍雄的同事評價他,通常會有兩個形容詞——一個是聰明,另一個是純粹。
  聰明表現在他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話變得有效,被領導接納,“他本質上是一個體制內的人,他會顧忌到自己的身份,但又能在自己的身份內做力所能及的事。”侯楊方評價。
  有人曾經對葛劍雄說:“你要利用政協常委的身份多做一些事。”葛劍雄認為這些人根本不瞭解中國的政治制度,“俞正聲主席說得很明確政協不是權力機構,政協有的只是發言權,希望大家用這樣的要求對待政協,而不是不切實際地希望政協可以做這個做那個。”
  另一個讓葛劍雄反感的是別人給他貼上“士大夫”的標簽,“今天中國社會你再抱著士大夫的情結不現實也做不到,我從來不把士大夫作為我的目標。”
  怎麼理解葛劍雄對自己的期許?他對《南都周刊》記者說出四個字——“職業道德”。
  “他是很認真的人。比如學校讓他做圖書館館長,他不願意做名譽上的,要管就全面管。所以去了復旦圖書館一直在管事情。”復旦大學史地所副所長安介生說。
  很少有館長像葛劍雄那樣事無巨細,連廁所裝廁紙、走廊供應熱水的事情都被他列入職責範圍,“連埃塞俄比亞的大學圖書館都提供廁紙為什麼復旦不提供?”2010年他在網上公佈前一年圖書館詳細的經費開支,徹底杜絕圖書回扣,引起不少轟動,但也造成圖書館界同行的不滿。
  安介生把這種“職業道德”看做一種“書生意氣”,“文人的臉比較薄不願意被別人說,說白了就是活著得有尊嚴,他對自己要求太嚴苛了。”安介生感慨。
  有一次政協開會,下午三點。葛劍雄和其他委員掐著時間從住處穿過大堂到會議室開會。快走到會議室的時候,中間攔了一條繩子保安讓常委們繞道。葛劍雄問:“我們開會為什麼要繞道?把繩子拿掉。你有什麼資格阻止我們開會,難道我也不安全嗎?”保安只好把繩子拿開,“你走過去吧。”葛劍雄回頭,“大家一起走。”沒人敢走,“我就一個人走過去了。”到了會議室,葛劍雄看時間到點了還沒人,“果然大家都被攔在繩子外面了。”葛劍雄的邏輯是:“大家都提出批評的話,這種不正當的做法就沒有市場了。”
  葛劍雄擔任上海民革主委以後,按照規格待遇出去開會民革會派一輛專車接送他去機場,葛劍雄從來拒絕,“派一個司機來回幾個小時接機效率太低,不如自己打車”。下飛機出VIP通道,服務員問他:“您的車呢?”葛劍雄回答:“沒車,自己出去打車。”
  從1996年到今年,葛劍雄曾先後擔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和圖書館館長,均主動辭職。
  “你聽過中國幾個當官的主動辭職的?”安介生對導師葛劍雄的舉動不理解,“他有的時候犯著書獃子勁兒,在中國當官的百分之九十你不明確讓我下臺我不會下臺,你這樣不是給上面的領導白臉嗎?領導還沒和你說下臺,你自己要辭職,不是在脅迫領導了嗎?”
  葛劍雄自接任導師譚其驤擔任史地所所長,一干就是11年。“史地所在他的治下是輝煌的十年,復旦沒有幾個所敢稱自己世界一流,但史地所敢。”史地所的一位老師評價。
  葛劍雄希望史地所有所創新,“否則這個所已經到頂了”。他向學校提出將研究所擴展為研究院,“這個想法沒有得到學校的響應,學校非要去辦其他研究院。”
  葛劍雄心有猛虎,卻得不到外力的扶持,於是選擇離開:“我覺得我的工作已經做到底了。”
  去年6月,葛劍雄在深夜發了一條微博表示已經遞交辭呈將不再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尤其是微博中“近承教育部領導關懷,明確表明我的年齡已不宜繼續任職”的表述引髮網友的聯想。
  葛劍雄隨後發博文進一步說明,教育部因其年齡超過60歲而否決了對他擔任圖工委委員的提名,“復旦大學圖書館首次因為我而失去圖工委副主任單位的地位。”
  “上一屆提名的時候我已經超過60歲了,如果是年齡的原因可以提前說明,又沒有給我們補充推薦的時間,”已經卸任的葛劍雄毫不諱言:“不當館長是對教育部有意見。”
  不當館長以後,葛劍雄再沒去過圖書館,也不會去主動向新領導提意見,“離開了就不要干擾他人工作。”不難從話語中體察到他對繁蕪的行政事務的疲倦,“一個人做行政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到了70歲以後應該做一些自己學術的事情。”
  快過70歲生日的葛劍雄對時間有強烈的緊張感,他太忙碌,因此採訪他總像和時間競賽。葛劍雄步速極快,精力旺盛,經常深夜一兩點還在回覆郵件,第二天八點半又能準時從距離復旦28公里的家中趕到辦公室。據說他現在還可以保持連續游泳一個小時的記錄。
  如果根據一般的慣例,三年以後葛劍雄就將卸任政協常委,“照正常的情況我已經當了兩屆就不要當第三屆,而且年齡也肯定超過了,”但他又說,“如果統戰部讓我繼續當那我當然會服從。因為這不是自己選擇的問題。”
  有時候某些機關單位的官員讓安介生勸勸葛劍雄:“你回去跟他說不要太鋒芒畢露了。”安介生回答:“我哪好意思說。”
  葛劍雄相信歷史潮流,並能夠順勢而為,他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適應社會”,“如果沒有讓我做全國政協常委,有些事情我不願意做、不可能做,也做不到,當了就可以做點事情。社會工作和學術有矛盾的時候什麼重要先做什麼,具體目標要不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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